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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尔尼《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2022年,美国从亚洲14个低成本经济体进口的制成品总额占美国国内制造业总产值的比例从2021年的14.49%下降到14.1%,国内制造业增长首次超过从亚洲低成本经济体进口的增长。这种变化,似乎表明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加快并成为全球供应链重构的特征之一。
20世纪80年代至2009年金融危机之前,技术进步、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世界范围内相对宽松的贸易投资环境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深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基于各国比较优势与成本级差的离岸外包成为国际生产活动的主流方式,带动了国际贸易向产品内分工发展,不同国家的企业承担了国际分工的某个或某几个生产环节,外延式全球供应链分工成为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
金融危机后,全球供应链外延式扩张放缓, 特别是2018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各国企业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供应链暴露了其脆弱性。同时,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理念等也在影响着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在供应安全、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理念等多重因素驱动下,全球供应链由经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韧性优先,供应链条逐渐缩短,呈现本土化和区域化的发展趋势。
本土化方面,为缓解产业空心化困境与供应链脆弱的风险,发达经济体展现出强烈的本土化诉求。2012年,奥巴马政府出台《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视供应链安全为国家经济和安全的核心利益之一;后继的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本质上延续了奥巴马政府对供应链安全的战略认知,将供应链弹性作为国家经济和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贸易战”“美国制造”“实体清单”“强制退市”等手段,推动美国企业将供应链迁回本土,建立具有长期弹性的关键供应链。欧盟于2021年3月通过《供应链法》草案,尝试以“保护性措施”推动欧盟经济竞争力的回归。日本也提出将构建安全供应链作为重要经济发展战略,以增强供应链韧性。
区域化方面,伴随着USMCA、RCEP、CPTPP等新生代区域经济合作协定的签署和实施以及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提出,全球供应链网络“北美—欧洲—亚洲”“三足鼎立”格局进一步强化,同时,离岸外包日呈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的特征。
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进程中,数字技术创新,包括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区块链等被广泛应用于全球供应链管理,提供了新型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有助于监控和应对供应链管理中的风险,促进供应链各环节的协同合作与信息共享,提高供应链的弹性和效率。
伴随社会进步,国际社会和消费者环境意识、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对企业ESG表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供应链的绿色化、循环经济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的重要选项,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过程中。
全球供应链重构必将对中国企业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供应链的价值实现需要由主导企业来组织和运作,产品从研发到生产到销售的所有工序通过不同国家的企业完成,而供应链条上主导企业与非主导企业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合同契约予以保证,非主导企业通过这种契约关系破除其面临的国际市场品牌与销售壁垒进入国际市场。以苹果手机为例,涉及到200余家核心供应商,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欧洲、美国等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苹果公司选择最好的各工序供应商签约,构成了主导企业(苹果公司)与非主导企业(各供应商)之间的契约关系,使非主导企业由此进入苹果的品牌和市场销售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已发展成为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和制造业大国,具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和成本优势,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环节,拥有从劳动密集到资本技术密集的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生产各个环节的供应商;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在企业的广泛使用,有效降低了工业配套生产成本,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上中下游的地位愈发重要。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贸易地位的提升与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密切相关。但相当部分的中国企业进入全球供应链是以非主导企业的身份,借助于主导企业的品牌和市场。
因此,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本土化和区域化趋势,有可能导致发达国家的主导企业选择中国之外的非主导企业,一定程度上取代中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位置。近几年,已有企业迁出中国,选择了邻近中国的“亚洲替代供应链”(Altasia)地区或回流本土或邻近地区,如苹果、三星等公司已开始将部分生产线迁移到越南和印度,另有部分美企将回流美国本土或迁至墨西哥列入其计划中。
全球供应链重构是一巨大工程,不可能短期内完成,但趋势不可逆,企业应做好应对选择:对标国际标准规则,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避免断钩;在国际竞争中,做好已有供应链工序,并力争成为供应链中的主导企业;加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适应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趋势和变化;充分利用已加入的国际经济协定条款,增强供应链的弹性与韧性;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改善ESG表现。